“年轻人一面喜欢独处，一面又热衷于获取信息，担心自己out了，这是存在性焦虑的一个征兆。”这是刘擎教授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做出的一句评论。
这句话可谓点出了当代年轻人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来寻找、定义自己的身份、意义，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忍受“无聊”或所谓的“孤独”，转而向社交媒体所构建的群体寻求信念与价值支撑。这种精神危机也就是年轻人的存在性焦虑。
存在性焦虑听起来充满哲学意味，却和每个社交媒体时代的人都脱不开关系。这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它让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焦虑。如果你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或其他社交媒体网站的活跃用户，你可能正走在通往生存灾难的快车道上。
01
什么是存在性焦虑？
早期对焦虑的哲学探索可追溯到十九世纪的索伦·克尔凯郭尔。对于这位具有开创性的丹麦思想家来说，焦虑这个概念核心起源于存在恐惧。也就是说，对“不存在”的恐惧，由此产生的焦虑既为存在性焦虑。
要想明白什么是对“不存在”的恐惧，我们要首先搞清楚何为“存在”，何为“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经常与战后的巴黎联系在一起，那时候的巴黎左岸有着许多咖啡馆，也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的故乡。它让人联想到那些听着爵士乐、抽着高卢雄鸡香烟、热烈讨论生活的艺术人士。实际上，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名词虽然产生于二十世纪，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克尔凯戈尔这位十九世纪的这位哲学巨匠。
克尔凯戈尔曾写道，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存在；忘记了你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满足于藏匿于人群中，采取一个不受争议的人设，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存在主义却不认为这生活舒适，相反，是懦弱，因为存在主义的理想是真正的存在，是真实的自我，即使真正存在的代价是乘风破浪、饱受波折。
大约在克尔凯郭尔之后的一个世纪，萨特等人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存在主义应运而生。存在主义认为，一个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非相反。他存在的关键就是要有选择的自由，使得他能够自主地选择、改变生活的航向。存在主义以人类个体为中心，着眼于他们在肤浅的大众社会中对意义和身份的追求。
在追求意义、身份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和方向。这一过程会产生一定的焦虑，这不足为奇。思虑一下我们从哪来，往哪去，以及在这期间要做什么，是很有价值的。
而当我们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一无所获时，存在性焦虑就会来袭。我们被一种人生无意义、无目的的感觉所困扰，我们感到孤独和孤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甚至会长期处于抑郁状态。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或是创伤，或是严重的疾病，或是亲人的死亡都会引发生存恐惧。然而，社交媒体无需这些重大的事件，就可以瓦解我们不断找寻的意义。
02
社交媒体转嫁自我存在价值
虽然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网站只存在了十几年，相对人类几千年的生存历史来讲还是个新事物，但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
我们不再细细品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而是迫切需要记录经历、分享经历，并从不断增长的粉丝列表中加以及时验证。如果我们发布的内容没有得到点赞或分享，我们就会感到焦虑、沮丧或郁闷，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记录是否有什么问题。仿佛我们的价值完全依托于社交媒体的“他者”身上。
企业家波比·杰米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我们对关注上瘾。在她的TED演讲中，她引用了2014年的一项研究，美国大学生每天几乎有9个小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不巧的是，年轻人的焦虑情绪正处于80年来的高峰。
要知道，技术怀疑论者并不是唯一质疑社交媒体对我们心理健康影响的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Facebook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承认，“只有上帝知道（Facebook）对我们孩子的大脑做了什么”。他接着说，Facebook的设计是为了让用户沉迷于 “社交验证反馈循环”。社交媒体网站让你沉迷于其他人的认可——甚至是你并不真正了解的人。
社交媒体让我们创造出精心捏造的“现实”。我们发布生活中的精彩片段，而那些平凡片段则永远不会被我们分享出来。我们投射给外界的形象是扭曲的，它反映了我们希望拥有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实际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身就会让你陷入存在危机。在社交媒体上，他人都觉得你活得像个摇滚明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生活并不像表面那样有趣。与其说你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我是谁”，不如说你对生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焦虑。
但糟糕的是，不只你一个人这样，所有的朋友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发布漂亮的自拍，展示生活中靓丽多彩的一面。当你把自己实际相对黯淡的生活与之相比较时，更会感受日益累积的抑郁、焦虑和恐惧感。
03
构建在“群体”上的自我存在
“人群是不真实的。”索伦·克尔凯戈尔说。
为了驱散存在性焦虑，越来越多的人向电脑、智能手机或其他一些面向人群的小工具寻求帮助。
这并不令人惊讶。如今，任何新出现的通信“设备”都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乐趣。的确，对于媒体时代的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信息所带来的明显的快乐。然而，同样地，没有什么能比长时间机器沉默的可怕回响更能产生一种弥漫性的黑暗或绝望。
“天色已晚，”诗人W.H.奥登在诗作《焦虑的年代》中明知故问地评论道，“我们会被需要吗？难道我们根本就不被需要吗？”
奥登之意显而易见。电子设备在我们之间建立明确的相互联系，让我们更加方便地“保持联系”。人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社交媒体上的对话或信息传递都能给予交流双方一种既令人满意又轻松便捷的“心理疗法”。
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让双方感到被需要、有价值、不那么寂寂无名；又或者说，不那么孤独。归根结底，减弱孤独感才是社交网络的意义所在。在这个地球上，大多数人类缺乏成为个体的意志，明显地缺乏这种意志。
“……每个人都必须有能力成为他自己，一个个体……”克尔凯戈尔提醒道。“成为个体，并不意味着将任何人排除在外，除非他因成为人群而把自己排除在外。”
这其中有个中讽刺，又有些许苦涩。“何必呢？”这是当下很多人无意识发出的心声，“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存（或近乎生存）的风险去成为一个人呢？”最好还是“融入人群”，按照他人的期待行事。
实际上，手机及与其相关的社交网络虽然加剧了年轻人的存在性焦虑，但却不是“导致”焦虑的始作俑者。这些设备“只是”评估工具，是“诊断工具”。至少在原则上，它们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并克服内心深处的焦虑不安。如果没有这些给人们带来即刻快感的工具，人们的忧虑可能会无限地沉睡下去，不被发现。
社交网络如此敏锐地表达了我们内心对孤独的恐惧，这种恐惧又滋生了另一个问题——一个对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具有明显特殊意义的问题。要理解这种特殊意义，首先必须明白，在科学、工业、艺术、音乐、文学、医学或哲学领域，如果没有忍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孤独感，那些重要的成就便不可能发生。因此，脱离群众而存在——也就是说，从弗洛伊德所说的“原始部落”，或尼采所说的“群落”，或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群”中差不多抽离出来——是任何特殊的智力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04
“群体”对存在的颠覆
“我属故我在。”哲学家笛卡尔的那句著名推理“我思故我在”已经被颠覆成如今这个样子，这句扭曲的咒语最能表达所有社交网络“上瘾者”的共同悲哀信条。其中，它揭示了一个并不激昂的宣言，那就是，社会接纳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
今天，嘈杂不安的大众很容易就侵扰了我们的孤独。在我们大多数人身上，“群居生活”（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称之为 “大众”生活）的明显痕迹可能已经变得不可磨灭。我们也相应地鞭策整个社会，让她的成员像我们自己一样跌入群体的颓势。
毫不含糊的是，人的生命永远是死神的囚徒。除非我们能够面对这个最终压倒一切的事实，否则，我们永远无法真诚地体验人生的有限时光。目前，尽管我们努力来保持与手机电话、微博和短信的联系，但我们对自己的困惑仍然阴郁无比，对其无计可施。从本质上讲，这是因为我们继续在“外部”寻找他人来定义（1）我们是谁；（2）我们还可能成为什么。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手机和相关社交网络的巨大吸引力来自于它们机器般的存在。只需一个按钮，动一下手指，我们就可以表达自我。但另一方面，它使人们的表达方式统一化，使得每一丝个人激情都必须按预期遵循一条狭隘统一的途径。
一直以来，我们被期望成为彼此，完全顺从和适当的同质化。
然而，在明显无视真理的情况下，我们仍顽固地坚持认为可以完全控制我们的机器。这样的坚持是肤浅的，也是不靠谱的。此外，专注于个人设备和社交网络只是更深层病态的表象。我们现在所患的基本“病症”，是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
而对这种“病症”的治疗方法并不是用社交媒体短暂地麻痹阵痛，而是学会享受被大众颠覆的“孤独”——这一长期以来被忽视、逃避的东西。对于我们每个人，生存的必要性是毫不含糊的。摆脱存在性焦虑不是在任何“人群”的催眠旗帜下与其表象作斗争，而是作为个人，在孤独中认真思考。
我们必须铭记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智慧，“人群是不真实的。”
